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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林丹自傳》：地下室的插班生 全運奪銀開始攀爬 |
| 2000年，我們1983年這一年齡段的球員開始接受國家隊的選拔。然而，第一批選拔名單里并沒有我。 現在想來，這太好理解了。因為我從小給國家隊教練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別好——很調皮、很自我、不好管、不太聽話。所以，很多教練根本就不喜歡我。對于這樣的局面，我并沒有心理準備，還感到挺傷心的。直到這時候，我才真的開始擔心了。錯過了這次進國家隊的時機，等到下一次再選拔，就得跟更小的一撥隊員競爭了。說白了，就是“過了這村，就沒這店”了。八一隊的高路江主任也很著急，那時他就說，無論如何都要搭個“末班車”，一定要把我送上去。 在這之后，又來了一份備份通知，說我又可以去國家隊了。其實，這份通知的名單上只有我一個人的名字。所以，我是那一批國家隊的“插班生”。 2000年5月，我一路北上，心想著一定要為自己、為高主任爭一口氣。兩個月后，亞洲青年錦標賽在日本開打，我拿下了男團、男單兩項冠軍。這兩項冠軍像一顆定心丸，讓我自己也讓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氣。萬一那次又沒打好的話，別人肯定會覺得，我這個“插班生”是靠關系進的國家隊。還好，我用冠軍擊退了流言蜚語。 就這樣，我在國家隊里也漸漸穩定下來。剛到北京后，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，我們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。這個地下室現在已經不存在了。當時國家隊一隊住宿舍樓，二隊住地下室。國家隊內定期舉行升降級比賽，二隊成績好的升一隊，一隊差的退回二隊，成績的好壞直接與待遇掛鉤。 和我同一天到國家隊報到的邱波輝依然和我住同一間宿舍。地下室陰暗、潮濕，四個人一個房間，衛生間則是公用的，出門還得走上一段路。這都沒什么。最難的，是剛到國家隊的那種壓抑。 因為我是“開后門”進來的，很急切地想要表現好，就怕教練不重視我，這是每天面臨的最大壓力。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軍就是奧運冠軍，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我根本不敢抬頭，就盯著自己的飯盒扒拉兩下，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。 而且來到國家隊之后，那種大強度的訓練，是之前在青年隊和八一隊從來沒體會過的。當時每天練完，就想回到房間，躺在床上看看電視，什么都不想做。那時候我們的能力還沒到師兄們的那個程度，可是每天的訓練量卻和師兄們是一樣的，我就感覺很吃力，特別累。 地下室給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手機沒有信號。剛去北京的時候，我還沒有買手機。臨行前，八一隊教練再三關照：“你到了那兒就好好訓練，千萬不要喝酒，也不要用手機。你就記住這兩條。”所以，差不多前半年，我都沒有手機，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賽打完。 那次世青賽，雖然我們拿了男團冠軍，我是第一單打，但是單打半決賽我輸給了小鮑，小鮑在決賽中又贏了索尼，拿到了世青賽男單冠軍，在我們同年齡的選手里，一下子殺出重圍，成了我們中間的“高帥富”。 第一部手機是什么時候買的，我已經忘了，但我記得是部索尼手機，那時的號碼也一直用到現在，從沒換過。那時候買手機可以選擇的品牌比較少，而且還不是彩屏，都要3000多塊錢。所以，手機算得上我當時比較貴重的一筆財產。 地下室里，手機常常沒有信號。要打電話或者發短信，都要站在床上面，把手舉得老高，等短信發出去了，再放下來。 不過，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壓抑，也有讓我高興的事，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兩只手泡在冰水里了，而是用上了洗衣機。小時候在八一隊，不僅要洗自己的衣服，還要洗大隊員的。吃完飯，他們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。雖然大家都是小毛孩，經歷一下這種事也好，但是這種“以大欺小”的人還真不算什么英雄。 等到了國家隊以后，大家都是十七八歲的小青年了，也不會誰欺負誰。進國家隊12年，我們的生活用品時常會被贊助。牙膏、牙刷、洗發水、沐浴露這些我都自己買過，唯獨洗衣粉，我到北京12年就沒自己買過一袋洗衣粉，這也真的創下一個紀錄了。比方說今天一個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，那我就先把臟衣服放在旁邊，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。結果，總是不出兩天，洗衣粉就一定會補上。國家隊的洗衣粉好像永遠用不完似的。 就這樣在國家隊待了一年半，轉眼第二年的全運會在廣東舉行，我代表八一隊出戰。八一隊的團體實力不強，反正就一場一場打吧。男單比賽，我放衛星似地進了決賽，對手是湖南的羅毅剛。這時候南京軍區的很多領導就都飛到廣東來看我比賽了。 那時候，連八一隊的高路江主任也沒想過我能進決賽，而且第一局還贏了。雖然后來以1比2輸了，但我已經很開心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樣的結果也很正常。你必須經歷過這些事，它們才能變成你自己的財富。至少在2001年的全運會上，我是同年齡組中收獲最多的，無論是成績、贊美，還是自信。 帶著全運會男單銀牌，我從地下室搬到了樓上。而我的職業生涯，也像坐上了云霄飛車一般，開始往最高點攀爬。 （林丹 著） |
